群體性事件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聚眾鬧事”，此后，以“多數人由于為化解之矛盾而以非法形式聚集并采取一些行動以致對社會產生危害”為特征的群體性事件開始以不同面目接連出現，直到2009年9月，《黨的建設辭典》20年再版才將“群體性事件”一詞收錄至其詞條中。此后，群體性事件才被真正當作為學術上的研究對象。隨著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和普及，群體性事件不僅頻發(fā)，且出現了新特點。
關鍵詞 群體性事件 CiteSpace 可視化分析 網絡
中圖分類號：D630.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0.302
《社會治理》(月刊)初定于2015年5月創(chuàng)刊，是新近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正式批準，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社會治理智庫期刊，是中國第一本綜合研究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的專業(yè)期刊，是集思想性、學術性、應用性、知識性于一體的刊物。
2019年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中表達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zhàn)重要思想。群體性事件由社會矛盾引發(fā)，既是社會沖突的表現形式，也是防范化解重大社會風險的突破口。目前學術界對于群體性事件的誘因、演化、對策等研究已取得了較大進展，然而學術的研究發(fā)展與實際的需求情況仍有差距?？v觀整個研究領域，對于群體性事件的研究綜述文章多發(fā)表于2014年前后，時效性較差，且多為定性綜述方法，缺少運用文獻計量學方法進行可視化分析。
本文嘗試運用CiteSpace軟件繪制可視化知識圖譜，結合excel進行文獻計量學分析，直觀的指出近十年國內群體性事件研究的核心作者、機構及熱點關鍵詞等，探索其前沿領域。
一、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中主題為“群體性事件”的期刊文獻，并設置年限為2010年-2019年，同時為保證文獻的質量和權威性，限制選擇核心期刊。共檢索出1441篇核心期刊(檢索時間為2019年3月31日)，剔除相關度較低的會議綜述等文獻及重復文獻后，最終得到1373篇期刊作為樣本。
(二)CiteSpace簡介
Citespace 由雷德賽爾大學的陳超美博士與大連理工大學的WISE實驗室聯(lián)合開發(fā)，是一款對特定領域文獻進行計量分析的java應有程序，用來可視化與分析學科領域的演化與發(fā)展前沿。CiteSpace近年來已在國外研究中廣泛使用，成為極具特色和影響力的可視化科學文獻分析工具。
(三)操作程序
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中進行高級檢索，為了檢索出更合適的樣本，經過嘗試將“群體性事件”分別設置為提名、關鍵詞、主題，以及修改時間跨度，最終選取主題為“群體性事件”，時間跨度為從2010-2019年的近十年。并進行篩選，剔除會議綜述等相關性不高的文獻及重復文獻，最終將得1373篇樣本，并分3次以Refworks格式導出。
因CiteSpace無法直接對導出文獻進行分析，需進行格式的轉化。新建“input”“output”文件夾，并將導出的txt文件放入input文件夾下，在CiteSpace中點擊DATA，將input文件夾下的txt文件轉換為程序可識別的文件，自動存入output文件夾。
新建“project”和“data”文件夾，并將轉換格式后的txt文件存入data文件夾，進入CiteSpace新建projects，設置單個時間分區(qū)為1年，即時間分割為2010-2019年10個分區(qū)。點擊“GO”開始運行程序，進行關鍵詞、作者、機構等可視化分析。
二、群體性事件研究整體分析
(一)年度發(fā)文量統(tǒng)計分析①
利用CiteSpace與excel對收集到的1373篇文獻進行統(tǒng)計分析，繪制柱狀圖(見圖 1)，可大致看出群體性事件的研究熱度隨時間的變化過程，從圖中可大致將對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群體性事件相關研究的核心期刊數量自2010年到2014年大致呈現穩(wěn)步上升的趨勢，并在2014年發(fā)文量達到頂峰。
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穩(wěn)定的相關研究成為熱點，群體性事件的研究也逐漸獨立出來，成為多學科共同關注的社會現象。2008年“甕安事件”和2011年“烏坎事件”，成為中國群體性事件的“標本性事件”，更激發(fā)了學術界對其的深入探索，發(fā)文量迅速上升。
第一個階段是2010-2014年，此階段對群體性事件的研究保持高水平平穩(wěn)，2010年到2012年有輕微上升趨勢，根據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發(fā)布的《2014年中國法治發(fā)展報告》，可發(fā)現2010年到2012年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數較高，分別為163、172、209起，轉型時期的社會沖突使群體性事件頻發(fā)，激發(fā)了學者和相關人員的研究熱情，但由于并無特殊事件，導致對其研究無較大波動。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可看出2014年是群體性事件研究的高峰時期，發(fā)文量高達286篇。第三個階段是2014年之后，單一的以“群體性事件”為研究主題的文章有減少趨勢，猜測主要原因是隨著現代化加深與互聯(lián)網愈發(fā)融入生活，群體性事件與其他事件的發(fā)生呈現融合態(tài)勢并以新表現體現。
(二)核心論文作者
在CiteSpace軟件中的節(jié)點類型里選擇Author，可進行核心作者的可視化分析，可得到圖 2。
圖中，節(jié)點和字體越大說明發(fā)文量越多，如李春雷(12篇)、彭小兵(8篇)、劉德海(7篇)、郝其宏(6篇)、謝海軍(5篇)。節(jié)點之間的連線代表作者之間的合作，圖中孤立節(jié)點較多，說明核心作者之間的合作比較缺乏。
同時，通過對研究較深刻、發(fā)文量較大的作者的文章進行閱后分析，可發(fā)現李春雷主要研究以互聯(lián)網為主的群體事件發(fā)生機制，特別是大眾傳媒與新媒體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落腳點為通過輿論控制對群體性事件進行合理管控，而彭小兵的研究重點為環(huán)境群體事件的治理，尤其是從社會工作角度構建多主體平衡綜合治理機制，劉德海則傾向于對多種群體性事件進行發(fā)生機制方面的理論探討，并試圖從理論而非實際的角度給出緊急性應急策略。
進一步閱讀分析可以得出，由于群體性事件的范圍較大、可研究內容較多，核心作者在各自研究領域進行小角度專業(yè)性研究，故其中的核心作者合作就會相應減少。
(三)核心論文機構
在CiteSpace中進行核心機構的可視化分析，得到圖 3。圖中可以看出群體性事件相關研究的主要陣地，找出群體性事件相關研究較為成熟的學科和學院。
如圖可見，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字體和節(jié)點最大，有16篇相關論文，說明該機構是群體性事件相關研究最為成熟和完備的機構，同時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的節(jié)點也較為明顯，群體性事件的相關研究也取得了較好成果，發(fā)文量超過8篇。
節(jié)點間的連線表示合作，圖中節(jié)點較為獨立，存在連線的節(jié)點大多不是群體性事件研究的核心機構，且合作多集中于跨院合作，跨校合作較少，說明關于群體性事件的研究較為呈現出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特點，且各學校對群體性事件的研究較局限于學校或地域內，未形成跨地區(qū)聯(lián)動或大范圍的研究趨勢，因而難以形成跨地區(qū)研究的合力。
三、群體性事件研究熱點分析
(一)研究內容
1.關鍵詞分析
與其他研究主題一樣，群體性事件的研究熱點呈現隨時間而變的特點，其中與階段特點有關的研究熱點有時效性，而另外一些則體現出超越時間的熱度。對相關文獻進行關鍵詞可視化分析和關鍵詞分析，結果可見圖 4。從中可以看出以群體性事件的具體研究方向。
其中“網絡群體事件”(116次)、“環(huán)境群體性事件”(58次)、“網絡輿情”(35次)“社會穩(wěn)定”(33次)四處較大的節(jié)點證明四者都是研究的集中趨勢體現，從中看出，網絡、環(huán)境皆為群體事件之下的主要具體主題。網絡是隨著科技發(fā)展、現代化深入而不斷興盛的熱點主題，互聯(lián)網與群體性事件的結合是較新的關注點，而網絡輿情作為群體性事件的激發(fā)器之一，無疑也具有研究必要與重要性。而環(huán)境問題則是熱度與關注度長期居高不下的研究主題，二者與群體性事件的交叉研究也是未來的研究趨勢。
“社會治理”“治理對策”“處置機制”呈現出的較大節(jié)點也昭示著此三者為研究的重點，作為群體性事件的關鍵詞，治理、對策、機制都體現出對群體性事件解決方法的關注，如何形成合適的治理機制、制定有效的解決對策，是研究群體性事件的重中之重。
通過關鍵詞聚類分析，將出現較高的關鍵詞進行分類，可以發(fā)現關于群體性事件研究的重點與特點：
(1)注重對群體性事件的分類。在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中，環(huán)境糾紛、農村群體性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環(huán)境問題等都涉及到對群體性事件具體領域和范圍的分類和細化。胡仕林認為，目前對群體性事件的分類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直接依據表面現象進行單維度分類，此種分發(fā)簡單易懂但缺乏抽象理論和對群體性事件背后實質的探尋。第二種是根據多種標準進行劃分，較前一種更細致，但有陷入混亂的可能。第三種是依據韋伯理想型進行劃分。而肖唐鏢總結西方對群體性事件的分類方法，認為行動的組織及其意識和行動的目標訴求可作為分類依據，同時，他對多種群體性事件類型進行探究，總結出包括組織程度、議題范圍、目標范圍、合法程度、目標屬性在內的細致全面的分類維度。
(2)注重群體性事件的解決措施探究。在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中，社會治理、治理對策、處置機制等關鍵詞體現出對群體性事件的研究注重在治理對策方面的研究。在對治理對策的研究中，一些學者將法制作為核心，即以合法性原則為第一準則，主張主要將群體性事件進行法制化處理。王江偉指出，應從樹立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法律思維、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和出臺可操作性的現場處置法律規(guī)程三個方面預防和化解群體性事件。一些學者認為治理群體性事件，關鍵在政府。閆旭認為，治理群體性事件，關鍵在于政府發(fā)揮作用，要從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兩方面來推動群體性事件的治理。李瓊指出，國家應通過確定權利邊界，控制群體性事件沖突。同時也有學者指出，化解群體性事件，社會也扮演著重要角色。趙光偉認為，要從加強對強勢主體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管理制約、建立健全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加強群體性事件應急處理機制、建立與群眾利益有關的公開透明機制幾個方面，有效發(fā)揮社會各方的聯(lián)動作用。
2.中心詞分析
將“網絡群體事件”作為中心詞進行Citespace分析(如圖 5)，可發(fā)現其與行政問責、新媒體、公民網絡社會參與、網絡圍觀、應對策略等關鍵詞語的聯(lián)系較為密切。其中，“公民的網絡社會參與”是網絡群體事件發(fā)生的主體， “新媒體”是網絡群體事件的發(fā)生機制與渠道，而“應對策略”則突出了針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多為對策性研究，較為細分且體現出時代特性的“行政問責”“網絡圍觀”等是在互聯(lián)網時代下群體性事件在行政、輿論、社會領域的表現方式。因此總結來看，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事件主體、群體事件發(fā)生機制以及主體的行為邏輯、應對策略幾方面上。
在網絡群體事件的主體劃分上，李寧認為，可分為核心參與者和一般參與者，其中核心參與者是網絡議題的設置和網絡輿論的引導者，他們在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fā)動上起著較大作用，而一般參與者主要是跟隨和依附于核心參與者，在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激化和壯大上起著作用。截止2015年6月， 我國網民以10歲-39歲年齡段為主要群體， 其比例達到78.4%， 其中， 30歲以下的青年占這一主要群體的70.4%。以職業(yè)來劃分，由于學生對新事物的好奇心強、熱情高、接受度強，使得學生成為網民中的最主要的構成部分，占比為24.6%，而大學生作為思想較成熟、即將踏入社會的學生群體，在對時事的關注和利益、意見的表達上，都具有較大能動性，因此可成為重要參與者。這也使得在對網絡群體事件主體的研究上，對“大學生”主體研究熱情的高漲。
對于網絡群體事件的發(fā)生機制，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楊紅從宏觀性、政治性角度切入，認為隨著我國原先封閉的政治系統(tǒng)越發(fā)開放，且互聯(lián)網時代的到來為網絡群體性事件發(fā)生提供了制度根源，同時影響力強的盟友的加入、體制內與體制外精英的分隔、網絡上國家能力的減弱以及態(tài)度的緩和也都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具有推動作用。而皇平平綜合總結了對傳統(tǒng)群體性事件發(fā)生原因的研究結果，以互聯(lián)網的特點為中心，提出由于網絡監(jiān)管的弱化導致的社會控制力下降、網絡傳播快、影響大、覆蓋面廣和虛擬性的特點、現實利益表達渠道的受阻、網民維權意識增強但法制意識薄弱、部分公權力的行使損害公眾利益以及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不當處理都成為了互聯(lián)網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和激化機制。從不同利益主體出發(fā)，從政府、媒體、網民三方力量動態(tài)博弈角度，也即政府認識和處理矛盾不當、網絡本身的激化作用、網民利益申訴渠道受阻三個角度得出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機制。
在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治理對策上，不同學者也從不同角度提出了看法：
將環(huán)境群體事件作為中心詞進行分析(如圖 6)，首先可看出其研究熱度次于網絡群體事件，而與其研究聯(lián)系較密切的主題有“社會治理”“公眾參與”“企業(yè)管理”“鄰避沖突”等。
其中，對環(huán)境群體事件的研究的獨特點在于引發(fā)環(huán)境性群體性事件的“鄰避沖突”，以及為了避免此沖突而針對“企業(yè)管理”和“群眾參與”開展的對策研究。環(huán)境性群體事件的特點之一在于公眾貫穿于“環(huán)境群體性事件”的各方面與全過程，在環(huán)境性群體事件的發(fā)生邏輯中，公眾占很大比重，其原因一在于隨著經濟發(fā)展與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對生活環(huán)境質量的要求愈發(fā)增高，而其維護自己環(huán)境權益的欲望與淡薄的法律意識是導致環(huán)境性群體性事件的一條導火線，二是公眾參與渠道的堵塞與機制滯鈍對矛盾的激化，現階段我國的環(huán)境問題的監(jiān)督機制大多為行政監(jiān)督即上下級監(jiān)督，缺乏專門的群眾監(jiān)督的機制渠道。因此，在解決機制上，也要注重群體的作用，既要提高合法維權的意識，也要提供“安全閥”——為群眾提供反映與表達的渠道，也就是進行“輿論引導與調節(jié)”。
(二)研究趨勢
在群體性事件研究的時區(qū)圖中，進一步對樣本文獻的關鍵詞突現，以年為分割，可得到圖 7。對其進行分析，可看出群體性事件研究重點的時間變化，把握近年來群體性事件的研究熱點。
隨著現代化加深和互聯(lián)網普及，群體性事件的研究主題已經超越傳統(tǒng)且泛泛的類型如和諧社會、社會管理等等，而是越發(fā)縮小且具體細化，演化為與現代化主題相聯(lián)系的研究對象，如與環(huán)境密切相關的“環(huán)境污染”“環(huán)境性群體事件”，以及與互聯(lián)網緊密相關的“新媒體”。這說明隨著時間，群體事件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其本身，而是更注重其在其他主題或事件上的投射與反映，且在不斷縮小與具體化的過程中體現出強烈的時代特點與熱點，比如2012年對烏坎事件的研究達到了巔峰，且其熱度只維持了一年;而自從2014年環(huán)境污染問題被提上議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建設要求和“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使“環(huán)境群體事件”作為研究對象的熱度直至2019仍不減，同理，“新媒體”——作為互聯(lián)網時代的主角之一，其對群體性事件的關聯(lián)也體現出緊密難分的特點，由此引出另一個主要研究主題——互聯(lián)網群體事件。
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出對群體性事件相關研究呈現很強的階段特征，大致以2014年為界限，2010到2014年對群體性事件的相關研究停留在傳統(tǒng)階段，2014年之后則呈現出更強特色。賈紅秋、宋曉明提出，隨著互聯(lián)網普及，新媒體環(huán)境下網絡輿情推波助瀾，而王君玲認為，這改變了社會的架構和權力運作的方式，會進一步加劇群體性事件的復雜度和處理難度，由此可見，群體性事件的產生原因呈現出與互聯(lián)網緊密相連的新特點。
同時，2015年之后，對群體性事件的產生、擴大、演化的研究也逐漸興起，對其內部邏輯和相關機制的思考和研究也為治理群體性事件提供了新的視角。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10-2019年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主題為“群體性事件”的1373篇核心期刊為分析對象，以CiteSpace為工具進行可視化分析，研究近十年群體性事件研究領域的熱點和趨勢。通過上文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和實踐建議：
第一，在過去的十年中，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頻次和受關注度總體呈上升趨勢，但隨著不同階段群體性事件發(fā)生情況的變化，針對其的研究也呈現出與之對應的階段性變化。但隨著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和維穩(wěn)措施的不斷加大，群體性事件也得到了較好控制。
第二，群體性事件逐漸與現代性結合，呈現出鮮明特點。其中環(huán)境群體性事件和網絡群體性事件作為研究的兩大重點，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因此，在今后的調查研究中可加強群體性事件專業(yè)理論與時代背景的結合。
第三，核心作者與機構之間獨立性較強，缺少合作，難以形成研究的合力。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加強核心作者的跨機構合作。
第四，研究的目的傾向較為明顯，多集中于社會穩(wěn)定和社會治理相關，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加強對于群體性事件的內在邏輯等方面的深入探討。
第五，網絡的參與將群體性事件發(fā)生的場域無限擴大，雖然帶來更多關注，但仍缺少政治學等領域的專業(yè)參與，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強理論應用和專業(yè)學科的介入。
需要補充的是，本文的研究對象是2010-2019年國內群體性事件相關文獻，未涵蓋2007-2010年社會轉型前期的樣本，使對群體性事件的趨勢研究不夠完整。希望后續(xù)研究可加以完善，同時進一步與時代接軌，更加深入和全面。
注釋：
①本研究檢索時間為2019年3月31日，因此2019年檢索出的文獻并不完整，并不能代表2019年群體性事件相關研究的核心期刊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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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近十年國內群體性事件研究綜述
